01宏观背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快速蔓延，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不利因素，使得国际环境不确定性陡增，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步入深度调整阶段。国内企业“断单”、“断链”造成供应链中断，复工复产困难；另一方面，在资源环境紧约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我国在全球中的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已不可持续，如何以全新的“角色”融入全球也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难题。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02总体趋势
2.1 对外开放范式的转变是内外部形势变化的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通过持续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总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价值链“高端”（包括研发、金融、消费环节），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价值链“中端”（主要是加工制造环节），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价值链“底端”（主要是资源输出环节）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这一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美国出现了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问题，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跨国企业家和蓝领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中国的资源环境紧约束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加工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外资企业流出现象逐步凸显。
因此，从宏观趋势看，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生态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逐步从价值链“底端”、“中端”向“高端”攀登，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原有的优势逐步丧失、新的优势尚在培育，中国产业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型的趋势不可阻挡；另一方面，中国与处在价值链“高端”的国家从互补关系转为竞争关系。
这两方面的趋势不是由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触发的偶然因素，而是中国在全球快速崛起导致的必然结果。
2.2 打通国内消费与生产的“阻隔”具备客观条件
作为一个人口和空间大国，我国经济具有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的特点。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1万亿元，接近全球第一大市场美国的消费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约有4亿人），对多样、优质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完整强大的供给体系可以有效地响应国内需求变化，及时满足各类突发事件后产生的特殊、巨量生产需求。这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韧性所在，更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坚实基础。
以这两个客观条件为前提，“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旨在充分利用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与我国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相衔接，从过去“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逐步转变为“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的双向型经济，有效对冲日益增长的国际风险，这有利于我们掌握国际分工主动权，保障我国经济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03辩证认识
但是，在中央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要求之后，部分政府领导或学者可能会对其内涵和尺度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我国4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已经告一段落，应当重回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道路，推动全工业门类、全产业链的“自力更生”；有些人简单从字面上理解，寻找“内循环”的节点、通道、方向，乃至为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寻找“说法”；当然也有些政府领导不顾外部形势的变化，仍然在走招商引资、向土地要GDP的老路。
应当认识到，我们只有清醒把握国内外局势，充分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中央提出此对策的内涵和尺度。
_content_page_break_tag_3.1 把握全局与变局、效率与安全的辩证关系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安全”成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的首要考虑因素，从国家来看，总体安全观包括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为了总体“安全”而牺牲部分“效率”是有必要的。
但是应当认识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和“世界全局”，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不可阻挡的国家使命和“中国全局”，这两个“全局”都要求我们尊重客观规律，以“效率”为导向实现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
“全局”是人类文明的长期趋势、“变局”是当前时局的短期波动；“全局”是长远目标、“变局”是曲折路径；“全局”是可测的必然规律、“变局”是不可测的偶然事件；我们只有把握“全局”和“变局”的辩证关系，才能从或然中找到必然。
国内循环的建构和完善，目的是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提升我国经济的“安全系数”，避免国际循环阻断时我国经济陷入“瘫痪”；但是，企业运行的基本规则是综合考虑成本、规模、效率、效益，按照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布局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参与国际循环，我国企业才能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分享全球化红利。
因此，完善国内循环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底线思维”而非“替代思维”，其目的是做好安全备份、也是提升谈判砝码，正如《孙子兵法》所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做最坏的准备、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发挥我国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做到“攻守兼备、游刃有余”。
3.2 把握“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有限的消费能力”的辩证关系
我国已具备庞大的生产能力，但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尚处于价值链的中端位置，这造成了相对高的GDP和相对的低利润率之间的对比，也造成了相对高的人均GDP和相对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对比。以2019年统计为例，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净值分别为43.3%、0.44万美元，与之相比，俄罗斯为56.5%、0.65万美元，日本为48.4%、1.95万美元，美国为50.8%、3.3万美元，德国为73.0%、3.36万美元，英国为73.8%、3.1万美元，可以看出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效益和总量上的差距。可以预计，如果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经济形势——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之间会保持同步上升或下滑，这意味着在经济形势下滑过程中，试图在短期内通过刺激消费来缓解下滑是比较难实现的。
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依靠低成本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造成其生产能力远大于其消费能力，产生了“正外部性”，成为“净生产国”；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依靠金融强势和军事强势成为“消费乐土”，造成其消费能力远大于其生产能力，产生了“负外部性”，成为“净消费国”。“净生产国”和“净消费国”之间构成相对平衡、但不稳定的“共生关系”。当前这种“共生关系”已被打破，在新的平衡格局尚未形成之前，双方都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净生产国”的本国消费无法消化本国产能，而“净消费国”的本国产能也无法满足本国消费。两方既要在外部环境中寻找“备份方案”，也试图改变自身的“外部性”（正或负）。但寻找“备份方案”既需要寻找禀赋特征类似的国家、也需要建构新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存在一定难度（特别是对中国）；而改变自身“外部性”（正或负）、实现自我“供需平衡”更需要长期努力。
3.3 把握“总体方向可行”和“关键难点艰巨”的辩证关系
虽然“供需平衡”较难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以“内部消费”部分替代“外部出口”从而缓解产能过剩的现状，总体方向是可行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从理论上可行到真正付诸实践，存在着一系列的关键难点，如何突破这些难点成为“内外双循环”能否实现的关键。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同时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人群，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使得消费潜力难以完全释放，也将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阻碍。因此，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一方面提高6亿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补齐基本生活服务短板；另一方面充分调研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提升型生活服务需求、有的放矢地提供空间产品。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虽然拥有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但是在某些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技术材料、关键产业基础技术等方面却存在严重短板，导致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容易被“卡脖子”，一些比较重要、比较尖端的消费产品尚无法完全依托国内完成制造的全过程。因此，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集中力量消除这些短板环节，一方面从外部寻找“备份方案”，另一方面立足自身实现关键突破。
3.4 把握内循环与外循环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内循环与外循环不是截然分开的两套体系，而是像两个紧紧咬合的齿轮一样，保持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有必要以安全为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独立性，更多地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多依靠构建完善的内需体系、形成国内循环来稳定我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而国内需求的壮大也能够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流入国内，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优势地位，更积极、更深度地融入国际循环更有利于保障我国经济的安全稳定。
因此，促进国内市场做大做强的目标，并不是要把所有外需都转化成内需，而是要有效满足自身和世界需求，形成供给与需求的国内国际良性循环，最终形成“中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中国”的良性互动，让全球共享中国经济发展壮大的红利，以更好体现大国崛起的责任与担当。
